如同黑暗的天空中也会有闪亮的星星。一个日本人，在军国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形下，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不惜与本国侵华政策相背离，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人们不禁会问，这是一个怎样的人？
黑暗中的闪光
信仰是什么？是灵魂中最执着最无上的信念与力量。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坚定性，一旦选择，就终身不会改变。信仰有正义与邪恶之分，尽管信奉它的人自己因身陷其中而觉察不到。世界上有许多邪恶的信仰把人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也有许多良善的信仰把人引向爱、和平以及真善美的境地。如同黑暗中星点的闪光，一个名叫中西功的日本人，在军国主义盛行的年代，选择了与之相背离的共产主义信仰。
1911年，中西功出生于日本三重县。与其他日本小孩一样，质朴善良的他从小受到的是日本政府对华的歪曲教育。1929年夏天，18岁的中西功以日本三重县派遣留学生的身份，首次来到了中国上海，成为东亚同文书院的第29届入校生。那时的院长正是后来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文磨。由于日本侵华的野心不断增强，外务省乃至日本军方委托同文书院学生进行中国情报调查的情况增多，使得同文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间谍活动”的性质。中西功进入同文书院的时候，正好由不久前刚留日归来的着名政治经济学家王学文主持教学。这位王教授是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共党员，正在他先进思想的影响下，中西功意识到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敌意来自于日本的侵华政策，当他认真了解历史，以及日中两国共有的巨大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时，他开始真正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他与书院的十几名日本学生一起加入王学文领导下的“日中斗争同盟”反战组织。他们的力量并不是孤立的，在上海数万名日本侨民中，有许多是站在同情中国人民的立场上。
1930年秋，日本海军士官生来到上海参观，实际是为侵略熟悉战场。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同文书院学生安斋库治与时任日本朝日新闻社上海总局记者、马克思主义者尾崎秀实联手，指挥日本进步学生进行反战运动。包括中西功、西里龙夫(第26届)等许多在校生印发传单，对日本海军舰船的士兵、乘务员进行反战宣传。为此，中西功被宪兵“特高课”逮捕。入狱使中西功更加认清了军国主义统治的黑暗，决心以革命来推翻它。1931年春，中西功出狱复学，加入了中共青年团。“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起一支“对支那不干涉同盟”，继续推行反战运动。1932年4月，中西功等学生再次被捕。为了表示反战决心，同文书院的进步学生全体要求返回日本，这个要求得到了日本大使馆的同意，这一年，中西功回到了日本东京。在归国的船上，他与驻上海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相识，开始了他人生传奇的一幕。
潜伏日营
回国之后，中西功加入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并向尾崎秀实学习了情报工作。1933年，因参加无产阶级研究所而被军国主义右翼分子再次逮捕，关押40天后，因身份未暴露获释。之后，中西功返回故乡，从事农民运动。1934年，中西功在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工作。这期间，他充分研究了马克思思想和共产主义理论，认识到只有使军国主义失败，并与中国友好，才能建设民主的新日本。
1934年，尾崎秀实已经成功打入日本统治阶级的上层。在他的介绍下，中西功进入南满洲铁道会社(简称“满铁”)大连调查部，并以调查员的公开身份研究中国经济。此时，他开始以“大村达夫”为笔名发表文章。他的分析文章，因析理透彻而引起了政府和军部重视。1938年日本“中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其特务部特地从“满铁”将他这个“中国通”借调来沪，没想到这个“通”却乘机从事了相反的工作。在上海，中西功再次碰到志同道合的西里龙夫、王学文等人。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情报组织”，以有利的身份开始了他在华的情报生涯。
由于中西功做情报分析的特殊工作需要，他可以自由进出绝密资料室以及外出调查，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发出一系列重要情报。此时的尾崎秀实也担任近卫首相的秘书，他从东京不断向中西功发来包括御前会议决定在内的许多情报，由他再转发延安。他冒生命危险向中共提供情报。193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令中西功可以利用他公开的特殊身份配合中国革命。这年他参加了“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调查委员会”，由于该委员会深刻分析了中国抗战力的消长情况，所以他们的调查作为日本对华诱降急需的战略情报而备受军部关注。中西功公开地在总结报告中高度评价中国的抗战能力，从而牵制了日本的军事活动。在非公开的活动中，他与西里龙夫等人一道，为中共领导层提供情报，援助反战活动和抗日运动。
在4年之间，中西功向延安成功发送了一系列有战略价值的情报，其情报之精准，如同直接参加了日本最高层的决策会并作了详细记录。譬如，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日军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以及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扫荡”打算等。对他们的贡献，毛泽东曾作出过极高的评价。其中，尤其以1941年夏天德国进攻苏联，日本南进还是北上等战略情报尤其至关重要。当时，已近暴露阶段的尾崎秀实从首相那里得知，日本战时大本营准备对美开战，他把这个消息通过德籍苏联情报员佐尔格向莫斯科迅速发电。至此，许多人认为，佐尔格与尾崎秀实是“二次大战中最成功的谍报员”，其实中西功对这个情报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在日本决策层尚未最后拍板的时候，即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两个月，佐尔格与尾崎秀实均被捕。他们未竟的事业由中西功接续完成，对这个情报的确切性作了最后的落实。在他冒着生命危险返回东京之前，已经有人通知他“速西去”即避往解放区。然而，他仍然返回东京并到“满铁”探得绝密情报，得知日军南进决策已定，并了解到准确日期。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情报，他迅速向延安报告并转苏联。正是这一情报，使斯大林作出了最正确的战略部署，调动远东20个精锐师增援西线，从而扭转了苏德战场的被动局势。
最后的贡献
尾崎秀实被捕后，中西功仍然没有去延安，继续他在上海的情报工作。日本“特高课”终于追查到他的头上。1942年夏秋，包括中西功在内的其他为中共工作的日本情报员20余人被捕。日本政府和军部都为此“中共谍报团案”的规模而震惊。很快，他们就被引渡回东京警视厅，关押于巢鸭监狱。中西功在经受了酷刑拷打之后，仍不肯说出接头人，却坦然承认，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过情报。他与一同被捕的西里龙夫一起，把审讯室当成了讲堂。那些警校毕业的士兵过去受的全是军国主义奴化教育，此时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再联系战事失利及国内饿怨载道的无情事实，在产生怀疑的同时，也对被审者有了些尊重。在狱中，中西功“凭自己的记忆”，坚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史》一书。
经长期审讯，1944年秋日本法庭下令将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绞决，中西功被检察机关以违反治安维护法和外患罪起诉，最终被判处“死刑”。因“特高课”要留活口核对疑问，死刑暂未执行，翌年8月日本投降后，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入驻日本。根据美国占领军释放政治犯的命令，尚在等待死刑执行的中西功于1945年10月被释放出狱。
在此之后，他拖着伤病之躯为组建日本共产党而奔走，并创立中国研究所，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革命理论。1960年后，中西功写就了许多革命理论书籍和论文，如《中国革命史》、回忆录《在中国革命风暴中》等，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非常着名的着作。据他的夫人回忆，1973年，中西功患胃癌处于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仍是中国的上海，说：“我真想去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作为一个日本人，中西功不爱自己的国家吗？当然不是。他认为是，只有使军国主义失败，并与中国友好，才能建设民主的新日本。那么，作为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人，又如何能以坦然的态度面对国内军国主义分子的指责呢？这几乎是一个只有他自己能解开的谜。信仰的力量，可以大到神秘的程度，吸引着他走完自己一生传奇的经历。至今，仍为人们所震撼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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