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杖是笞杖之刑的一种特殊情形，就是皇帝在朝堂或宫门对大臣予以杖责。封建时代，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对于大臣，即如父亲对于儿子，稍不如意，就随时行杖打人。因此，廷杖不载于历代的法典，但它确实是朝廷正式使用的刑罚。尤其是在明代，廷杖成为惯例，其次数之多，手段之狠，为历史罕见。被廷杖的朝臣受刑的惨状，实在怵目惊心。
我们首先来看一幕廷杖的情景吧。
万历五年（1577），神宗皇帝朱翊钧的辅命大臣张居正的父亲死了。因为当时皇帝年幼，张居正身负重任，他不愿丢开权力回原籍为父亲守孝。这便是历史上所谓的“江陵夺情”事件。按照封建道德标准评判，张居正的行为显然是不合规范的。于是，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礼部主事艾穆、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等人，先后上疏进行弹劾。张居正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就和宦官冯保勾结，对弹劾他的人予以反击。于是，就让小皇帝传旨，廷杖上疏的各位朝廷大臣。
明代的廷杖大多在午门外进行。吴中行等人都被用绳索绑住手腕，身上穿着囚衣，押出午门。午门随即关闭。午门前的空场上，百名校尉衣甲鲜丽，手执木棍左右排列。司礼监太监宣读了万历皇帝的批示之后，在午门西侧台阶下左侧就坐，锦衣卫指挥使在右侧就坐，手下听候差遣、往来奔走的有数十人。不一会，校尉把应受杖的犯官拉过来一个，让他在指定的位置脸朝下趴在地上，掀起上衣，褪下裤子，露出屁股和大腿。同礼监太监命令：“搁棍！”两旁排列的校尉齐声大喝：“搁棍！”这时，有一人拿着一根大竹杖走出队列，把杖搁在将被打者的大腿上。校尉们又按照司礼监太监的命令齐声大喝：“打！”于是，行刑者把杖高高举起，打犯官的屁股。打三下之后，校尉们又大喝：“着实打！”行刑者更加用力。打的中间，校尉们有时会按照司礼监太监的眼色，大喝“用心打”，这是告诉行刑者往死处打，行刑者心领神会，打得更加凶狠。每打五下，行刑者要换一个人，校尉们照样用吆喝声传达太监的命令。每次喝令时，都是先由一人发令，然后百名校尉齐声附和，喊声震天动地，正在挨打和等待挨打的犯官们莫不心惊胆战，两腿发抖。
最先受杖的是吴中行和赵用贤，每人挨六十。吴中行被打够数之后，校尉们把他放在一大块布上，抬起四角往地下摔几次，然后拖出长安门，再把他放在一扇门板上，让家属当天立即把他抬出京城。吴中行已经昏死过去，有位中书舍人名叫秦柱，与吴中行交厚，带一名医生赶来看他，医生把一匙汤药给他灌下去，他才苏醒。家里人雇一乘轿子抬着他南下返乡，到家后，又请医生把他身上腐烂的肉割掉几十块，大的一块就有一满把，大腿上往里挖了约一寸深，肉几乎被掏空了。赵用贤是个大胖子，抬到家后，烂肉一块块脱落，有的就像巴掌那么大，他的妻子把这些烂肉用盐腌上，收藏起来。
艾穆、沈思孝和邹元标三人比吴中行、赵用贤挨得更狠，每人都被打了八十，打得血肉模糊、死而复苏。沈思孝受杖时，把右腿叠放在左脚上，所以他的屁股一边伤势较重，另一边伤势较轻。回到家后，请医生剜去重伤处的烂肉，同时找来一只黑羊，活着割取羊前腿上的好肉，塞到他的伤口处的皮肤里，把皮缝好，敷上药。据说，这样过一段时间后，羊肉可以和人肉长在一起。不久，沈思孝按照朝廷的处分决定，应该流放到粤东戍所，他徒步翻越南岭时，血还在顺着腿往下淌。邹元标伤势更重，后来虽然痊愈，但每逢天阴，胯骨间就隐隐作疼，到了晚年，他竟然不能弯腰作揖。
吴中行等四人的遭遇是够悲惨的，廷杖的残酷于此可见。实际上，廷杖早在汉代就开始实行了。东汉初，丁邯被选为郎，嫌官卑职小，托病不赴任，光武帝刘秀大怒，就命令武士用头号大杖对他予以责罚。东汉明帝时，政事严峻，九卿常被鞭杖。汉代以后，廷杖的做法各代屡见。隋文帝杨坚常在殿廷杖责大臣，有时一天竟有三四次。楚州参军李君才上书批评文帝宠信高颎，文帝动怒，命令对他用杖，但一时没有找到杖，就用马鞭把李君才拷打致死。唐玄宗时，曾在朝堂杖责监察御史蒋挺和秘书监姜皎等。北魏、金代和元代也都使用过廷杖。明代以前各代的廷杖只是皇帝偶而动怒，即兴所为，到了明代便逐渐形成制度，成为皇帝常用的惩罚朝臣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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