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9点，从右安门前往马甸附近的裕中西里采访赵登禹的女儿赵学芬，司机建议走二环，我坚持走城里，“走赵登禹路！”司机是一位30多岁的女子，我说我要去采访赵登禹的女儿，我问她知不知道赵登禹，她说知道赵登禹路在白塔寺附近，赵登禹好像是个抗日的将军，更多的就不知道了。我跟她讲了赵登禹的大致事迹，她听后说，以前真没听过，对这样的英雄宣传得太少了！
赵学芬今年70岁，1997年从民革北京市委副秘书长职务上退休。68年前父亲赵登禹牺牲时，她才两岁。两岁的她不可能对父亲有什么真切的记忆，但是对父亲的崇敬和怀念，让她几十年来一直注意搜集有关父亲的各种资料，并在心里形成了自己对父亲的一整套认识。从她嘴里说出的赵登禹的故事，是传奇，也是家常。
生前传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赵登禹是山东菏泽人，身高1.90米，不折不扣一高大汉子，只读过两年私塾，13岁时拜当地着名拳师朱凤军为师，经三年苦练，习得一身好武艺，寻常十几人近不得身。16岁时，赵登禹与哥哥赵登尧和两个好友一起步行900多公里，到陕西临潼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当了一名不发饷的副兵。在一次训练时，冯玉祥听说赵登禹武艺了得，令他与自己比试摔跤，结果赵登禹将冯玉祥连摔三跤。当众“出丑”的冯玉祥大喜，让赵登禹到身边当了卫士。以后，凭着军功和冯玉祥的栽培，赵登禹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一路擢升，30岁就当上了师长。在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的西北军失败，被张学良改编为第29军，赵登禹的25师被缩编为109旅，他也由师长被“缩”为旅长。
就在任109旅旅长期间，赵登禹迎来了让他名垂青史的喜峰口战役。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3月9日，赵登禹率部驰援喜峰口，与日军钤木师团展开了惨烈的争夺战。经过三天激战，喜峰口几度易手，双方伤亡惨重，赵登禹的左腿也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为了削弱日军的武器优势，3月11日晚，赵登禹带伤组织三个团的敢死队，身背大刀和手榴弹，分两路夜袭日军炮兵阵地和宿营地，于深夜三四点杀入敌营，砍杀日军500余人。喜峰口夜袭战的胜利，使赵登禹和他的大刀队名声大振，路人皆知。当时的政府为表彰赵登禹的奇功，给他颁发了最高勋章，并将109旅扩编为132师，重新“升”其为师长，授中将衔。远在上海的音乐家麦新被赵登禹大刀队的英勇所激动，谱写了着名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从此，“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遍了全国。
赵学芬一直保存着两张翻拍的赵登禹在喜峰口战役期间的照片：一张是全身戎装照，左腿打着白色绷带，身左有一行小字注释“左腿受伤后，自告奋勇，由左翼潘家口夜袭敌营之赵旅长登禹”，身右有一句赵登禹的话带着引号“肢体受伤，是小纪念，战死沙场，才算大纪念”；另一张是半身戎装照，照片下的文字为“三十七师一百零九旅旅长新升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显是刚被嘉奖提拔后摄作纪念。
对于横行跋扈的日寇，赵登禹一贯坚持针锋相对与之斗争。1936年夏天，几名日本特工绑架了第29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赵登禹与另两位师长冯治安和刘汝明商量后认为，鬼子竟敢抓我军高级将领，实在太嚣张，一定不能向其示弱。于是，他们将一亲日分子叫来，赵登禹让其向日方传话：“限日本人两小时以内好好把人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统统杀光！”说完，当着亲日分子的面，赵登禹操起电话向部队下令，要求两小时之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日本人被赵登禹的凛然之气所震慑，果然在两小时内就将宣介溪送了回来。
1937年7月7日，日寇借口寻找一名失踪的士兵，向芦沟桥进攻，中国军队奋起自卫，芦沟桥抗战爆发。7月26日，赵登禹奉军长宋哲元之命，赶赴南苑，和副军长佟麟阁共同负责北平防务。7月28日凌晨，日军集中三个联队步兵、一个联队炮兵和30多架飞机，向南苑进攻。赵登禹率部与日军血战六小时，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扫射下，伤亡惨重。战至中午，宋哲元命令赵登禹率部向大红门集结。当赵登禹乘坐的汽车行至大红门御河桥时，突然遭到了日军埋伏的机枪扫射，赵登禹身中数弹，血流满身。他对身边的传令兵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是本分，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受不了惊吓，请你们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没别的心事了。”说完，一代抗日名将停止了呼吸，年仅39岁。
身后哀荣：流不尽的时间永存一份大纪念
赵登禹牺牲后，先由北平红十字会草草掩埋。几天后，陶然亭内龙泉寺的僧人们将赵登禹的遗体取出，盛殓于一上好棺材，暂厝于寺内。僧人们崇敬赵登禹的爱国精神，常常一遍又一遍地给棺材上漆，将棺材漆得锃亮。赵学芬对父亲的惟一记忆就是，大概在父亲牺牲几个月后的一天，她和家人被带去看父亲的灵柩，在两张宽宽的木凳上停放着一副黑亮亮的棺材，全家人在棺材前哭成一片。
赵登禹的灵柩在龙泉寺停放了九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28日，才由北平市政府在中山公园举行公祭，落葬于芦沟桥西1公里左右的西道口。也是在这一年，在北平市参政会的提议下，北平市将白塔寺东的一条街道命名为“赵登禹路”，以纪念这位为抗日捐躯的民族英雄。
赵登禹牺牲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7月31日，当时的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52年的一天，已经17岁并正在重工业学校读书的赵学芬在家里偶然发现了蒋介石署名的荣哀状，她觉得解放了，还保留这个东西不太好，要扔掉吧似乎也不太合适。不知如何是好，她便给民政部门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事。几个月后，有关部门向她家颁发了一个“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为“北京字第000捌拾号”，证上内容为“查赵登禹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此证由毛泽东亲自署名，日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
赵登禹的牺牲，对其家庭而言，打击可谓天塌地陷。其母年近70，备尝老年丧子之痛；其妻倪玉书时年仅27岁，身怀7月身孕，华年丧夫；其子4岁，其女2岁，尚不解生离死别，即与父亲阴阳暌隔。丧夫之痛让倪玉书常年以泪洗面，终至精神恍惚，无力持家。幸得赵登禹的堂弟赵登舜担起了兄长的遗责，扶携这一家孤儿寡母在兵荒马乱中颠沛流离。
赵登舜原是赵登禹手下的机枪连长，有一次请假回山东老家，逾期未归，违反了军规。赵登禹的母亲知道儿子治军甚严，一定会严惩其弟，便预先代为求情，望能轻罚。赵登禹不为所动，按军法下令责打赵登舜40军棍，并宣布革除军职。之后，回到家里，赵登禹再向母亲跪地赔礼，并请医生医治堂弟的棍伤。
或许是上天有眼，让赵登禹革除了堂弟的军职，使其不至于和自己一起战死沙场，也使自己牺牲后，家人能得到一份忠诚的照料。这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
1949年，北京解放，赵学芬和母亲、哥哥、妹妹回到北京。以后，赵学芬和哥哥赵学武进重工业学校读了中专，妹妹赵学芳读了水电学校。赵学芬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城区米粮库小学任教。赵学芬的母亲由于精神不正常，没有参加工作，靠出租赵登禹留下的房屋的租金生活。
“文革”期间，赵登禹的墓碑被毁，“赵登禹路”也被改名为“白塔寺东街”。“文革”结束后，“赵登禹路”才得以恢复原名。1980年，北京市丰台区用汉白玉在西道口原址重建赵登禹墓。赵登禹的妻子倪玉书也得到了政府的照顾，享受了生活补贴和公费医疗。
1992年，统战部领导找赵学芬谈话，调她到民革北京市委任副秘书长。1997年，赵学芬退休。2001年，赵学芬的母亲倪玉书病逝，这个被日冠侵华强加了无数苦难的女性享年91岁。
现在，在北京，除了赵登禹墓和“赵登禹路”，在通州区还有一条“赵登禹大街”，在丰台区还有一所“赵登禹学校”，都是已经物化了的对赵登禹的永志纪念。
无尽遗憾：赵登禹的更多故事，再没人知道了
“您父亲要是生在冷兵器时代，以其出众的武艺，一定是一位让敌人难奈其何的大英雄！”我对赵学芬感慨。
“也已经很不错了，他30岁就当上了师长！”在一旁的赵学芬的老伴插话。
“您可能只看到了我父亲的一面，他是武艺出众，作战勇敢，但他不只是一个赳赳武夫。”赵学芬向我讲起她所知的父亲的另一面。
赵登禹对母亲的孝心在军中尽人皆知。由于他的父亲去世早，他便把所有对父母的孝敬都给了母亲。无论军务如何繁忙，每天回到家中，他都要先到母亲跟前问安。二十四孝中有个老莱子，为了讨父母欢心，总是故意扮出各种稚拙的小孩儿把戏，赵登禹在母亲跟前常常就是个“老莱子”。有一年，宋哲元的母亲做寿，赵登禹送的贺礼中就有一幅他亲题的字“孝思维则”，可见“孝”在他心目中有至高的地位。
“我找这幅字的复印件给您看看！”赵学芬在抽屉里翻了起来，没找到这幅字，却找到了一封信的复印件。“您看看这封信！”
这封信是赵学芬从北京市档案馆复印来的，竖格信笺上，是赵登禹的毛笔字：“径启者，敝师驻防塞北，有名殿布青山者，日前偶在该山得获火狐狸两只，因敝师不便饲养，恐日久伤其生命，殊为可惜，素念贵园万牲罗列，以供游人观瞻，兹特派副官单永安，携往送上，即请查收为荷，此致万牲园。师长赵登禹拜启”。
第一眼看到这封信，我心底大为吃惊，不是吃惊于赵登禹的爱护动物意识，而是吃惊于他的书法。以其笔下所展示的笔力，绝不在当今一些书法家之下，怎么也令人难以相信，竟是出于一个只读过两年私塾的人之手，而且这个人的手素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而闻名。
“我父亲的手可巧了，听说他收藏的古玩坏了，都是他自己修。”赵学芬说着，一脸的骄傲。
“难以想像！难以想像！”我连连叹道。这确实是一个反差太大的人，任谁也很难将这样一种反差捏合在一个人身上，可赵登禹确确实实就是这样一个人。
采访赵学芬后，我总禁不住想，要是赵登禹牺牲时，赵学芬的年龄再大一些，能记得更多的事多好！赵登禹的更多的精彩故事，可惜再没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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