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实行的海禁闭关锁国的政策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关的。自秦汉至宋元，封建统治者对临海地区的海洋实践普遍持认可的开放态度，然而，明代开国却一改前朝惯例，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所谓“海禁”，是对沿海或海外的对外贸易的禁止。这项政策前代未有，由明代首创，其原因，与其说是为了遏止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过于快速，怕与内地贫富差距大，不如说是朱元璋认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导致沿海民众经常出洋，长期脱离了政府的管辖和控制，是破坏大明国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
明朝之后所面临的世界，跟宋元以前很不相同了。明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最严重的是东南沿海的“倭祸”———日本早自隋唐便与中国交往密切，但至明朝时，日本列岛已非隋唐时蒙昧初开之状，其社会固有结构，正催生它延至今日的极度依赖海外贸易的特点，于是，借“朝贡”为名，频频前来中国东南沿海交易，但日本人之需求，偏与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相抵触———中国一方，因为不感到与外贸易的需要而宁愿置海防安全于优先考虑位置，此后，又发生了所谓胡惟庸谋反案，宁波卫指挥林贤从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则借进贡巨烛的机会，暗藏兵器，案发后，朱元璋下令断绝了日本朝贡，乃颁行“海禁”政策，日本人一方则与中国货殖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两相矛盾，间之以其他原因（海盗的勾结、官府的腐败等），遂频频作乱，这是明朝实施海禁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了1567 年，隆庆皇帝登基后，福建巡抚涂泽民成功奏请开放海禁。所以，延续了200 多年的海禁也被废除。明朝后期开放的政策，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市场化， 使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催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此时外国人眼中所看到的明朝自然是相当繁荣。中国丝绸，茶叶，陶瓷以及香料等产品对西方和日本人有非常高的吸引力，使得葡萄牙人在亚洲做贸易的利润非常惊人，日本学者估计，在17 世纪初，由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从日本运出的白银每年达150-187.5 吨。最终，大部分流入中国。中国大量贸易顺差导致大量的白银流入，使得江南地区经济空前繁荣。
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曾德昭是耶稣会士，他在返回欧洲途中完成了《大中国志》，其中有以下记载：
“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注：明末中国人口至少在两亿以上，应该接近三亿。这也可以和曾德昭此处记载相印证。）”
“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其中一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
而板主所说的沿海城市的繁荣，与内地乡下的贫穷所形成的贫富不均，其实不只是明朝，一直到现在的中国依旧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明末农民起义便是因为王公贵族土地兼并极其严重，随便一个王公大臣占有的土地少则几十万亩，多则上百万亩。李自成当年提出“均田免赋”口号，迅速赢得农民的支持，加之赋税和徭役严重， 连年发生灾荒，终于引起农民起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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