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生死观很通达，他最早倡导改革殡葬制度，死后火化也是他第一个签的名。他讲到自己死后人们应取的态度也很通脱、或说有点幽默。1959年毛泽东就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还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可以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这些话讲得大度而幽默，是哲学家的态度。可是这些话在那个他已经成为神的时代，也就是只能由他本人说一说，他人连想也不敢想，因为这样想一想都属于犯罪。若让人知道了，轻者进入牢笼，重者死于非命。
然而毛逝世之时，北京还真有个胆大妄为的干部子弟想到要开个庆祝会。
胡智的父亲是外贸部的老干部，文革初也没有逃过挨整的噩运。那时胡智还只是十来岁的小孩。部里的“叔叔阿姨”（平时都是熟人）来抄他们家时，把他关在厨房里，使他感到特别恐怖，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父亲又被关牛棚、下放，被当作异类，前前后后有七八年之久，因此给他种下了对文革敌视的种子。此时正是胡智的成长时期，这本来是灌输对毛主席崇拜的年龄段，胡智却因为家庭的不幸而缺失了这一环节。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公开以后，北京陷入一片悲痛与恐怖之中。二十岁的胡智忽发奇想，他要组织几个哥们开个庆祝会。
我曾经问过他：“毛主席去世了，北京人都很悲痛，你怎么冒出这种想法呢？”
他说：“你说北京人都很悲痛，这不一定。如果他在‘文革’初去世，没准会是这样。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得罪的人太多了。人们仇视文革，自然降低了对毛的尊敬。”
“那你应该害怕自己的想法呀？”
“那时刚刚二十岁，还不懂得什么是怕。”
这是实情，北京许多干部子弟胆子大，常常能干出超人想象的怪事，这是尽人皆知的。后来经历“文革”、经历上山下乡，早一拨敢冲敢闯的干部子弟逐渐成熟起来，做事也日渐稳妥。可是胡智属于后起来的一拨，没经过上山下乡，他们本来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再加上那年头整天宣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造反精神，弄得许多还不太懂事的青少年有一股浑不吝的劲头。胡智在1976年的4月初也去过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为当时受到江青等人打压的邓小平鸣不平。后来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打成“反革命事件”，这又给胡智内心积累了新的不满。于是，他才会产生要“开庆祝会”的大胆而叛逆的想法。与他相好的几个同学和朋友性格也大都类似。
那时，唐山大地震才过去一个多月，许多人还睡在地震棚里。在胡智的提议下，9月10日这一天，他们几个便聚在胡智的地震棚“家”中开庆祝会。几个年青人竟然背着吉他、大大咧咧地骑着自行车到胡智这里来聚齐了。那时北京正处在一级战备之中，警察们也都瞪大了眼睛，国丧期间，又有禁止娱乐的严格规定，携带乐器在大街上行走都特别扎眼。几个年轻人很快引起了关注。因此这个“会”还有开起来时，一个警察带着几个民兵和几个“小脚侦缉队员”已经尾随着进了他们聚齐的地震棚。警察们一进地震棚，惊呆了：地上竟有毛主席石膏像的碎片！
这些青年刚才干了什么不言而喻。警察和民兵一下子把胡智等人围了起来，并招呼了更多的警察把胡智几个捆了起来、一起抓走了。
这是毛泽东去世时北京最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之一。
进了局子后，此案马上被当作重点案子审讯，前前后后一共审了数十次，苦头吃了不少——此时审讯人员为了表明自己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的正确，有可能采用任何手段。胡智说，最初审讯规模极其庞大，预审员与驻公安系统的军代表一起上，有时审讯员竟多达数十人。审讯室小，连坐着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都站着，只有被审的胡智一个人坐着。当时是华国锋主政，强调继承毛主席遗志，于是胡智就成为最好的反面教员。他被拉到市内各种大会上批斗，以教育群众。
然而事情很奇怪，他于1976年9月10日被抓，但一直是拘留，直到一年之后的1977年10月才正式被逮捕；被捕之后，改由北京市高法提审了。接着又有一怪事：审是高法，而判的时候却仍是“西城区人民法院”，1978年4月10日胡智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然而判决书的编号却是“1976年度刑字第72号”！这些矛盾后面有什么背景？直至今日仍不得而知。
这个判决可能与“拖”有关。时间对胡智有利。如果这个案子在1976年判，他必死无疑。1978年4月10日的“判决书”中说：“胡犯思想极端反动，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自1976年4月以来，经常纠结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张待林、王照轩、范士华（均另案处理）等多人，在一起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扬言要拉队伍上山打游击，自命为司令，张犯充当参谋长，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政权。更恶毒的是，1976年9月9日后，胡犯疯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损毁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在押期间，抗拒改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胡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当“判决书”写到“民愤极大”处就完全是个立即执行的死刑犯的判决词了，如果有“缓”，下面就应该有个转折，比如说“该犯在押期间尚能悔罪知过，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同伙，有立功的表现”等等，这样才能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而这份判决书在“民愤极大”之后又进一步加码：“在押期间，抗拒改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按过去的规矩，这是非死不可的了。然而胡智还能逃脱这关，判为“死缓”，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时代在变。虽然粉碎“四人帮”后，1976、1977两年，仍在主持北京工作的市委书记吴德还一味坚持1976年10月6日之前反对“四人帮”还是“现行反革命”，但到了1978年，整个社会风气都在变，话剧《于无声处》（歌颂“四五事件”的）和天安门诗抄或在剧场演出，或在报刊登载，邓小平也出来工作了。“天安门事件”虽然在整体上尚未平反，但谁也不敢坚持说它是铁定的反革命事件了。因此，这个判决坚持胡智判死刑、在“判决书”中沿用的语言还延续过去的认识，但没有搞“立即执行”，说明判决者也拿不准这个问题，他们给胡智留条命，也给自己留下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胡智也没有敢上诉，后来他说自己怕被枪毙。
我在一监见到胡智时已经是1978年的5月了。那时他还像个小孩儿，一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像个被判死缓的。也很巧，他到一监不久，1978年下半年社会上拨乱反正、平反冤狱逐渐被提上日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致信陈云，就说：“为了实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弄清每个老干部的功过是非”，请陈云向中央“写几句话”）。但胡智的问题的解决已经属于平反运动的末班车了。西城区法院所给“再审判决书”后面所署时间是1979年12月30日。这个判决书写得特别简单，在叙述了原判刑期后说：“经本院复查认为：被告人胡智的行为，不构成反革命罪，原判应予纠正，故改判如下：一，撤销本院1976年度刑字第72号判决；二，宣告胡智无罪，予以释放。”
据胡智说，中共中央为此下过文件，市公安局和胡智父亲的单位外贸部也都下过文件。平反大会是在西城区法院礼堂开的，新华社有记者参加。被抓时他还是在家待业的学生（或说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但放他的同时却为他找了一个好工作，释放后不到一个星期，1980年1月4日他就到七机部（现在的航天部）上班了。
胡智在七机部所属的工厂干了13年，当过电工，搞过供销。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了第二次改革后，胡智也辞职下海。他办起了生产水消毒罐的工厂，以供高层建筑使用。此时北京正是高楼林起之时，这些楼顶上都要装上这种能够自动消毒的水罐。他的生意特别好，水罐销路极好，偶然碰到他，胡智满面春风，已经是个成熟的商人了。后来，他卖了罐收不回来钱。那时欠钱的是爷爷，自己是债主、也是三孙子，杨白劳、黄世仁的关系颠倒了。胡智整天就是走门子收账——他说连要账也要走后门，拉关系，谁能还钱，还要给他们个人一些好处。这真是中国特色。干了13年，胡智收摊儿了，把工厂关了，不再生产了，专力收债。有时间了就旅游、读书，倒也自在，不招灾、不惹祸，朋友有事他还能帮帮忙，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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